鲁迅在北京的岁月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在鲁迅并不算长的生命旅程中，北京是重要一站。他在北京度过了十四年，几易住址，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北京正式起步的。而在作家的身份之外，鲁迅也曾是一位公职人员、一位教师。

　　绍兴会馆：为了工作北上，一住就是七年多

　　1912年5月6日，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中。旧时北京城分为北城、南城，南城遍布各地会馆，为来京的同乡人提供一个暂时的住所。这张陌生的面孔就是周树人，这时鲁迅这个名字尚未问世。鲁迅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多，住宿条件很成问题，他此次进京，是因为工作单位搬到了北京。

　　正如历史书上所说的，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篡夺，他坚持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去南京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年4月迁往北京。鲁迅作为教育部的一名公职人员，自然也要从南京迁往北京。鲁迅在教育部长期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业务。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在发展初期都曾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国家图书馆引以为傲的“四大专藏”是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鲁迅为后两者入藏国家图书馆出力不少，当然那时还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名号，而是称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到1909年，鲁迅在负责京师图书馆时，要求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机构，都要将其出版物上交一份给京师图书馆收藏，这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国家级的图书馆，要有能与之匹配的文献收藏，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1914年，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按理说它最好的归宿无疑是图书馆，但却被内务部截留，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它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的前身之一是1913年10月开馆的京师通俗图书馆，这是鲁迅直接创办的一家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分工不同，京师图书馆重在图书收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这样的文献确实珍稀，但与百姓的距离还是很远，而通俗图书馆则贴近百姓的阅读兴趣，并且提供借阅服务。在鲁迅的策划下，通俗图书馆在1917年开到了中山公园内，一时借阅量大增。当时各省也都开设了通俗图书馆，它花费少，而借阅量大，鲁迅很重视通俗图书馆的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使国民在阅读中涵养性情。

　　鲁迅寓居绍兴会馆时，结识了《新青年》的同仁，他们向鲁迅约稿，鲁迅开始了其文学生涯。那时《新青年》正大力宣扬建设一种新文学，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竞相发表自己对于文学改良或革命的主张，但真正写出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杰作的是鲁迅。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第四篇文章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以相当现代的写法，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可怕，它使《新青年》的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鲁迅也一跃成为新青年的偶像。

　　八道湾11号：《阿Q正传》诞生于此

　　在风起云涌的1919年，鲁迅回了一趟故乡绍兴，时间是在12月份。在小说《故乡》中，鲁迅说这次回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就是那位在月色下手持钢叉刺猹的闰土，附带的行程是赶在旧历年前，将已经卖掉的老宅交给新的主人。今天绍兴鲁迅故里景区中，沿着鲁迅中路从东往西走，会依次经过周家老台门、三味书屋、周家新台门，老台门是鲁迅祖上的宅子，新台门才是鲁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百草园就在这里。

　　鲁迅这一别“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事的异地去”，实际上，这一别也永别了熟识的故乡。卖老宅得到了一笔钱，加上鲁迅和周作人的积蓄，还得向友人借款，方才使鲁迅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的一套四合院，鲁迅由此结束了寓居在绍兴会馆的日子。这套四合院足够鲁迅三兄弟住在一起，但三兄弟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长，周建人很快就去上海工作了。

　　今天，这所鲁迅故居保留在北京三十五中内，笔者探访这里时，三十五中将故居整修一新，并安排了一些展览。根据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当初的布局：这座四合院有三进，中院正中有三间正房，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住在这，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西侧三间厢房是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后院则安排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客房也安排在后院。

　　鲁迅在八道湾11号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故乡》，而整整一百年前，《阿Q正传》也在八道湾11号横空出世。1921年12月4日，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在刚刚创刊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阿Q正传》，有意思的是，它最初发表在一个叫“开心话”的专栏下，但《阿Q正传》中的有些段落纵然让人读来发笑，但笑中包含着浓浓的苦涩，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开心，之后移到另一个专栏下连载。

　　《阿Q正传》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最著名的一个文本，实际上正是国民精神的萎靡与麻木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他以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出国民精神上的弱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尤其使许多读者如坐针毡，当时即有读者对号入座，急欲知道这位巴人到底是谁，因为文中的一些细节说的不就是自己的隐私吗。阿Q是鲁迅熔铸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共同点而塑造出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每个人好像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这是只有对人性洞察入微的作家才能达到的境界，而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有专门一节评论《阿Q正传》，这部著作是鲁迅生前唯一批阅过的批评鲁迅的著作，在鲁迅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李长之看到了鲁迅对于阿Q虽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但批判中包含着关怀，他认为“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的”。

　　不同读者对阿Q的解读不一样，不同时代对于阿Q的态度也不一样，一部阿Q接受史，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心灵波动。与此同时，阿Q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阿Q正传》是最早译介到国外的中国现代小说，它为中国新文学在世界争得了一席之地。

　　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所

　　鲁迅在八道湾11号住到了1923年夏天，由于与周作人的关系恶化，鲁迅决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搬走，周作人晚年仍然住在八道湾11号，直到其生命终止的1967年。

　　鲁迅一家搬走后，暂居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这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胡同，张恨水也曾住在这条胡同里。鲁迅在砖塔胡同住了九个月，塑造出祥林嫂这一经典角色的《祝福》就写于此时。较之八道湾11号的敞阔，砖塔胡同61号的条件就未免寒酸了。在此期间，鲁迅一直在找房子，终于在1923年10月看中了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房屋，1924年5月鲁迅一家搬入。这所鲁迅故居就是今天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从1920年起，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鲁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而且对古典小说有精深的研究，新潮社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本是其课程讲义，这部著作如“老吏断狱”一样，为古典小说的各家各派判定简明精审的断语。鲁迅担任小说史的教师，实在再合适不过。那么，课堂上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授课风格是怎样的？

　　小说家鲁彦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鲁迅“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对于青年朋友，鲁迅总是慈祥亲切的，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尽力提供帮助，支持他们投入到革命运动中。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反对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对北洋政府下达撤除津沽防线等要求的最后通牒，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参与其中，而指挥这场集会的是李大钊。当示威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前时，反动军阀竟向群众开枪，刘和珍惨死。

　　鲁迅是当天下午在宫门口西三条的家中听到这噩耗的，当天他即写下一篇文章痛斥反动军阀何曾有一点天良。1926年4月1日，鲁迅在参加刘和珍的追悼会后一周，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他希望中国能多有一些“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就3月18日的惨案写了多篇文章，这为他招惹了大麻烦，反动军阀盯上了他，出于安全考虑，鲁迅不得不离开家中躲避于他处。紧接而来的是奉系军阀进入北京，为避战火，鲁迅延长了在外避难的日子。

　　当事态平息后，鲁迅已决定赴厦门大学任教。1926年8月26日，鲁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