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川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主动投案，即通过自首来陈说罪行。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受理信访时间截至6月30日。可见，刘川生的自首与巡视的强大威慑力显然存在逻辑关联。

　　“自首”一词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行其实者此前叫“自告”“自出”或者“自诣”。以自告为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衡山王刘赐家族内乱，刘赐先“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请武帝废掉自己的长子而立次子。刘爽知道后，“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輣车镞矢，与王御者奸”，先告弟弟一状。白嬴刚到长安，“未及上书”，便因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被抓。刘赐听说老大派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老二则因为一个叫陈喜的参与过刘安谋反，是在他家被抓的，“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以自首的方式把自己撇清楚。这一招奏效了一半，他父亲刘赐自己抹了脖子，哥哥刘爽“坐王告不孝”而弃市，他自己虽因“先自告反，除其罪”，却因“坐与王御婢奸，弃市”。不过，这或是武帝除掉衡山国的一个理由吧。但自首的功能，亦可窥一斑了。

　　《东观汉记·苗光传》也有一则自告。安帝崩，以孙程为首的十九侯谋立顺帝，他诈谓马国：“天子与我枣脯，与若枣者，早成之。”又把枣脯分给了苗光：“以为信，今暮其当着矣。”但当政变爆发时，苗光却没有像孙程他们一样，冲进章台门诛杀控制尚书台的宦官，事后论功行赏，王康还是把他写了进去。苗光说“缓急有问者当相证也”，很有些厚颜无耻。而“诏书封光东阿侯，食邑四千户，未受符策”，苗光坐不住了，“诣黄门令自告”，交代了实情，“有司奏康﹑光欺诈主上”。毕竟苗光事先知情而没有坏事吧，顺帝“诏书勿问”，也就是不予追究，东阿侯照封，但降了待遇，食“邑千户”。

　　从前的自首，见于刑事案件的居多，尤其报复杀父之仇的，沾了孝道的光，往往得免。如《后汉书·郅恽传》载，郅恽就是为朋友出头报父仇。他“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郅恽去看他，他不肯咽气，“视恽，歔欷不能言”。郅恽知道他不是遗憾天不假年，而是父仇未报，“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帮朋友报了仇，郅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该书《列女传》另载，酒泉庞淯的母亲赵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赵娥乃接替了使命，“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等了十几年，终于得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自然是“遇赦得免”。南朝梁武帝大赦天下，其中还有一种是“所讨逋叛，巧籍隐年，暗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逋叛，即叛逃的人。

　　自首也适用于官员自身。如《新五代史·梁臣传·寇彦卿》载，寇彦卿早晨上朝，行至天津桥，有个叫梁现的百姓因为没有避道或避道不济，竟被开路的手下抓住，“投桥上石栏以死”。寇彦卿赶快“见太祖自首”，朱温想保护他，“诏彦卿以钱偿现家以赎罪”，赔钱了事。但御史司宪崔沂不答应，“劾奏彦卿，请论如法”。朱温没办法，只得将寇彦卿降级、左迁。《唐律疏议》所云“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就是官员的职务行为出问题了。但需要厘清的是，公事失错，是说“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跟职务犯罪还不是一回事。并且，自觉举和自首也有区别，“事未发露而自觉举者，所错之罪得免”，自首则属于“知人将告”的被动坦白行为，刘川生的行为正庶几近之。

　　有媒体统计，刘川生是今年落马的第14只“老虎”，是继青海省检察院原检察长蒙永山之后，第二只自首的“老虎”。《书·太甲中》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这句话本是商朝国君太甲用来痛悔过失，引咎自责。《孟子·公孙丑上》引用之，易“逭”为“活”，意思全变，与“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同义，刘川生等又庶几近之了。（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