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皇帝身边的近侍官员，或与皇帝朝夕相处，知道皇帝的喜怒哀乐，或参与核心决策，了解大政方针和人事动向，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周易》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谓切中要害。实际上，中国古代许多近侍官员在保密方面对自己要求严格，历代皆有保密工作的典范。

古代保密典范

西汉后期大臣孔光在皇宫里为皇帝掌管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与皇帝的谈话内容。有一次，家人聚会闲聊，问他长乐宫温室殿（孔光工作之地）前种的是什么树，孔光顾左右而言他，绝口不答。孔光家人的问题其实不算什么机密，然而孔光一丁点儿都不愿意透露，更别提外人或机密之事了。由此可见，孔光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注重保密，不给别人留半点可乘之机。

武则天时期的陆元方，武则天每次任命官员，几乎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陆元方总是“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临终前还将草奏全部焚毁。他还有一个存放“秘密”的匣子，里面的东西连家人都不准看，在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那里面存放着皇上前前后后给他的所有敕书。

北宋真宗时期的著名官员晏殊擅长写词，为人散淡豪放，但在保密上“敬始而慎终”。一天深夜，宋真宗宣召晏殊入宫草拟一份机密圣旨。起草完毕，晏殊主动要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以免出宫后走漏风声。宋真宗因此对晏殊更为赞赏。晏殊上奏的稿子从不示人，直到宋真宗驾崩，后人整理宫中文件，才发现晏殊的奏稿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见也”。

相应制度

“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为确保近侍官员慎密不泄，中国古代也建立了一些相应制度。

《后汉书·百官志》言：“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汉代官吏“妻子不至官舍”几乎成为各级官僚人员的共同准则。

唐代在选拔中书舍人时，优先录用“靖默专敏之士”。

宋代创立锁院制度，规定翰林学士在机要之地撰写诏令和文书，完全断绝外界联系，从而达到封闭消息之效。

明代内阁辅臣们办公的文渊阁，“外臣非公事不能至”，所以机密重事“无收泄者”。

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力推行密奏制度，奏折成为君臣讨论政事并进行决策的重要手段，一来知晓秘密的人数范围大大缩小，二来使群臣相互牵制，踏实做事。

历代刑律

历代刑律对近侍官员泄密的惩处普遍较为严厉。

汉武帝时，侍中严助与淮南王交私论议，事发后处以弃市极刑（指在人群集聚的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扔在大街示众的刑罚）。

汉元帝年间，著名政治家贾谊的曾孙、待诏金马门贾捐之、长安令杨兴“漏泄省中语”，贾被“弃市”，杨“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指古代将人犯剃光头发，强制其修筑城墙或舂米劳役的刑罚）。

唐太宗时，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

武则天时，秋官尚书杜景俭“坐漏泄禁中语，出为并州长史”。

唐玄宗时，黄门侍郎张廷珪“坐漏泄禁中语，出为沔州刺史”。

唐宪宗时，左拾遗张宿“坐漏泄禁中语，贬郴丞十余年”。

《大明律》和《大清律》均明确规定：“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的，斩首；其他衙门官员交接近侍官员漏泄事情的，皆斩首，妻、子流放二千里之外。”

清代乾隆年间，军机大臣于敏中、奏事太监高云从泄密，高云从被斩立决，于敏中被罢黜，终生未再起用，本来有望再上层楼的大好政治前途至此终结。